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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说话磕巴，啊开头，啊中间，啊结尾。譬如见面礼，问话；“啊，疙瘩啊爷，吃饭了啊。”句式里的啊，大都应该省略，舌头不由自主屡屡把它突出，几乎成了专利，只要啊一出现，就是他在讲话，一点都不吝啬。原来是粮站副站长，抓住一个偷粮食的小偷，遵照站长口喻，双手反拧用一根粗绳吊在房梁上。脚似挨地不挨地，如果身强力壮，能借一点力量支持，断不会一顿饭的功夫丧了命。正是饥饿年代，风刮都要倒了，那堪刑法折磨？于是呜呼哀哉。责任追究，自己顶了缸，开除公职，留党察看两年以观后效。回到生产队里挣工分。
　　或许支书也叹“人才难得”，就让他当了民兵连长。履新时并不壮观，没有阅兵式。只让文书一个个点名，也不分班，也不分排，长长的一串。“贾明亮”“到”，“甄世黑”“到”，“游步相”“到”，“闫振贤”“到”。漫长的点名之后，连长讲话，“啊，立，立正。”噼里啪啦，脚步一阵乱动。“啊，向，向右啊看齐。”像一堵墙歪歪扭扭，有人探出脑袋，仄愣着看看，再目视前方，仿佛拿捏不准。“啊，稍，稍啊息。”队伍松松垮垮，龙一样摆动起来，有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“啊，啊”也不急，也不慢，接着讲话“这什么兵啊，要是啊打起仗来，啊非尿裤子不可。”做示范，烟荷包裤腰下直晃悠，举一杆木头枪，弓身，跨步“啊，突刺，刺，啊杀。”裤腰带掉了，一群女民兵捂着嘴笑起来。把枪一扔，“啊，啊，甭笑。到时候啊就知道了。”含义莫明奇妙，也不知到时候究竟知道什么，仿佛谶语。
　　带队去挖海河，啊早晨，啊中午，啊黄昏。钻进窝铺一个个被窝里拽着穿衣裳上工，急的满嘴是疱，啊的声音都变了。一个村一个伙房，十一个小队轮流送面。没有一个队送白面来，棒子面也没有，黑帽白高粱就不错了，多是杂交高粱，鸡吃了也不下蛋。“啊，啊，我们不是人啊，屁股眼子啊都拉肿了。拉回去，换白面去。”声音一铿锵，啊也省略了。水面结了冰，北风嗖嗖的刮着。测量队扛着一抽几节的标尺，三脚架支着反光镜验收。河底露着两个村的界墙，还有一个一个孤立的小岛，验收不合格，需返工。人们已打好被窝盼回家了，性急的就要拆窝铺，号令不动了，啊啊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出来。谁肯敲碎了冰去清除那些孤岛呢？又不是前线，除非有有枪逼着！啊出来短板，骂娘！“啊都藏起来了。不出来，啊窝铺里啊有你娘的逼啊！”像捅了马蜂窝，呼啦跑出一群人把他围在中间。大个子雨哥揪住他的脖领子，厉声地问：“骂谁呢？我用鞋底子，搧你的嘴！”
　　如同阿Q被揪住了小辫子，毫无底气：“我骂你么？”
　　“你骂谁？
　　不磕巴了，“我骂阶级敌人。”
　　“这一群人里头，谁是阶级敌人，你指出来！”
　　舌头又开始网花；“啊，啊。我骂，外村的，外国的，啊不行吗？”一群人哈哈大笑，从来没有的快乐过。
　　文化大革命中间，别的地方不知道，我们村也搞过海选。两派名义上联合，暗中却有串联，阳谋阴谋都有。自然也有不共鸣的，恶作剧的，不是选驴，就是选狗。一个个名字写在墙壁上，一流竖排，“正正正正正正正正”蒜辫子一样垂下来。统计结果，竟然“啊，啊”得票最多。有人说，有后台老板，他是傀儡，但革委会委主任的头衔却顶了七八年。
　　已是责任制之后，换了汤没有换药，还是“啊，啊”掌权。计划生育让儿媳妇带头结扎，却没有人跟上来。妇联主任都跑得没了影儿，那些没儿子的，仨闺女俩闺女有的四个闺女，都跟着黄宏宋丹丹超生游击队去了。窗户门都用砖头堵上了，如同地道战中的街垒。乡长指着鼻子训：“干不了，马上写辞职报告，我批。”儿媳妇数着头发骂；“你个官迷，孙子都不要了，让我当绝户！”身心俱疲，羞愤交加，一根绳拴在房梁上要上吊，儿子哭着把他抱下来。
　　痛定之后，真的不干了。临街开了一个小铺，买了内胎外胎滚珠轴承专修自行车。一辆辆自行车摆得满满，扭把的，紧档的，车轴不转拧了麻花的，都来修理。不讲价，有钱就给，没钱拉到。修得又快又好，瓦圈都磨得铮铮亮亮。形态变了，啊春风，啊秋雨，啊雪花。这个叫爷爷，那个叫伯伯，大个子雨哥还让他教给编辐条呢？没有了乌纱帽，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尊敬。
　　人生白驹过隙，一晃就是风烛残年，70岁上，儿子车祸死亡，肇事者逃逸。孙女剪头发回来，半路上丢下拖鞋化妆品包突然失踪。接二连三的打击，让他一病不起，瘦的柴禾棒一般，再也“啊”不出声音来了。下葬的那一天，有雨。一个村的人都来送行。人们的脸上睫毛上都是水珠子，没有人分得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